| 文泽沛沛滋万庶--悼念马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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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越沧桑精神在，烽燃文心代代传。”这是我写在悼念马烽老师的挽联上的两句话。我们所需代代相传的马烽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耿值、纯正、热诚与奋发，这就是对时代的趋赴，对生活的眷顾，对人民的挚爱，对事业的追求。
马烽走了，但他的刚正与率直，他的人格与文品，他的著作与精神却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永远的楷模和不断可资汲取与效法的榜样。
马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和永远不走样的共产党员。他的“人”与他的“文”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铺就了他人生的道路，铸造就了他煌炜的事业的。作家的马烽，其实是来自纯正的人品与人民大众的无限真诚的，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马烽也就不会成为作家，马烽也就不去执笔为文了。他的创作生涯是做纯正之人和纯正之党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的为人之纯正和澡性之粹炼，则又天然地成为他文学事业的砥石与动力。马烽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中，从来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目的。相反。他始终都是服膺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的。他驭笔为文的唯一宗旨，就是给时代谱壮曲，替大众诉衷肠，为社会尽责任。他说：“我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我是在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下写作的。50年代以后，我成为专业作家，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这就是在82年生命历程中经过种种锻冶与历练的作家马烽。
在我与马烽20多年的交往中，最让人感受深切的就是他的刚正与真诚。凡是同马烽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为人处世是非鲜明，原则性强，心地坦荡得犹如一马平川，没有丝毫的曲迤与遮拦，说话、办事、处理问题，都清明得像一池子透亮的水，既没有丁点儿浑浊，更没有一丝儿腻沫，总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底。在小说中，马烽的语言是诙谐谑趣、有声有色的，但在生活中马烽说话可就没有那么多的装饰和色彩了。他从来不绕弯儿、不打埋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直来直去，是啥说啥。之所以如此，盖因其心地无私，为人诚朴，向来不为名位所羡，不为市利而求，只知道以自己诚实的创造性劳动为最普通的老百姓尽量多做一些有用和有益的事。他的文学思想，他的表现形式，他的创作题材，他的艺术风格，就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和达到这个目的而走上独特的创作道路和达臻独特的艺术境界的。
我们回望马烽的人生道路、评析马烽的文学创作，如若不以此作为旨向和坐标，乃是永远也无法真正探知和准确把握其走向成功的真素与要领的。一切只从其作品本身探询奥秘和寻觅答案的做法，所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逼仄的、偏颇的和表面化的。一如马烽的作品为什么都是写农村题材的？而这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又为什么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深受广大群众的喜闻乐见呢？又如，从1942年9月16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处妇女作《第一次侦察》到新的世纪之交，在60年的岁月里马烽何以会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活力乃至新作频仍、佳作迭现呢？再如，马烽何以能以《吕梁英雄传》树起解放区文学创作的里程碑，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刘胡兰传》等优秀作品在上世纪60年代掀起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高潮，以《结婚现场会》、《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屡获佳绩与褒奖呢？
这个“谜”底，就在于马烽的创作道路和人格魅力，始终都在与时代精神、先进文化和大众情愫保持着相契与互融的胶着关系。他的“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总是深深地扎在时代精神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的；他的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总是与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连在一起的。马烽曾两度在北京工作，但无一例外的是两度都以“京华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为由，而毅然决然地返回生他养他的“吕梁山下汾河畔，高梁如火红杏艳”的三晋大地。这难道仅仅一种恋土情结吗？不是。马烽清楚地知道，一个作家，要写出好作品，就必须首先要有好人品；而对于文学事业来说，创作要上去，作家就必须要下去。他说，作家协会只是组织和联系作家的地方，而不是产生和培养作家的地方。真正产生和培养作家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沸腾着时代精神的最现实的群众生活。基于这个认识和这种需要，马烽不仅从北京下到山西，而且每年都要在农村里住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说：“经常有人问我：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决窍？我总是这样回答：‘实实在在地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我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农村跟农民生活上一段时间，就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有一段时间文学界出现了鄙薄深入实际生活、一味闭门造车的不正常现象，马烽对此非常焦急，认为这是创作走向斜路、陷入迷谷和低谷的首要原因，非认真解决不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不好，我们的创作就会停滞和倒退，因为没有生活即是天才也甭指望能够写出好作品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倾向一旦出现，还会把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作家引入歧途，那样的话，后果就更严重了。他说：“不管哪个作家，不管他是写哪方面的题材，都有个‘深入生活’的课题。文学的作品的核心是创造典型人物，‘深入生活’的核心就是了解人。如果作者对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不熟悉，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典型了。鼓励作家坐在家里，任‘灵感’，凭技巧搞创作，无论如何不是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很容易把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导入歧途，甚至毁了他们。”
马烽对文学、对青年的殷殷之意与拳拳之心，真是蕴于肺腑、溢于言表，感人至深。他在同我交谈时，不仅多次谈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及其现状，而且也多次谈到新时期以来青年作家成长中所出现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和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接受西方现代派的问题，如何分析和评价一些文学思潮和作家的优劣得失与创作倾向的问题。我们从鲁迅一直谈到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的创作。他对陕西、湖南的小说创作很肯定，对贾平凹的《满月儿》、《她和她的木耳》等小说很赞赏，他对所有崭露头角而又显示了良好创作倾向的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都很关注，并多次同我谈到这些作家。每当谈到青年作家近期所发表的好作品时，马烽总忍俊不禁地从心底里发出欣慰的笑容。他非常注重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他在同我谈到一些作品时，总爱说其中写出了人物的命运，很抓人，也很感人。马烽一生追随革命，追求真理。论创作，他绩业卓著，成就斐然；论“官”位，他是省部级高干；论资历，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抗战”。但在马烽的意识中和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这些东西的影子，整个儿是一派平民意识。在同他的多年交往中，他的宽厚和随合，常常使我这“小字辈”感到他只是一位作家，他只是一位长者，他只是一位老师和朋友。我的这种感觉主要缘于马烽对自己的“普通人”的社会定位。他从来不表现自己，更从来不张扬自己，他只求用好作品回报社会和人民。
改革开放之初，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文代会上放映内部电影，这对刚刚走出历史冰河期的人们来说，简直称得上是一次奢侈的文化享乐和精神大餐。所以票卡得很严，正式代表每人一张。就在那天晚上正要出发看电影之前，我去了代表团住地，马烽一见面就把他的一张票递给我。让我去看。我哪好意思呢，就说：“让我去看，你呢？”他说：“你是评论家，你看了比我有用。”其实，哪里是这么回事呢，谁不知道他是小说家兼电影剧作家，他怎么会不想去看这难得一看的外国内部影片呢？时隔10年后，马烽到中国作家协会当党组书记，我当时在中宣部工作，常去看他，他借住在鲁迅文学院简陋的招待所里，吃饭和医疗都不方便。我问：“作协分房子你咋不要？住在招待所多不方便。”他说：“作协有不少同志返城后住处都不合适，他们拉家带口的比我更需要房子。我一个人，加上老段也才两个人，好凑合。”又时隔10年后，马烽的家乡孝义县拟建“马烽文学院”，请我牵头负责论证工作并邀请专家、主持会议。为此事我先后多次请教马烽老师，商量有关事宜。岂料，马烽先是坚决不同意建“马烽文学院”，经我一再说明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必要性，马烽出于不拂逆家乡人民的胜意才勉强允许下来，但又提出一个条件：坚决不能为他一个人建，而要建成山西的现当代文学馆，把赵树理、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等作家都作为陈列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用以展示山西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与集体风貌，而决不能只突出他一个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家报纸约我写一篇关于介绍马烽的文章并配以大幅彩色照片，我一说这事，马烽就不假思索地坚决拒绝。他硬硬地说：“我有什么好宣传的，比我更应该宣传的作家多着呢！”还有一次，一个报社转载了马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记述“文革”中与江青作迂回斗争的文章，给马烽汇寄了2000元稿酬。马烽只留了500元，将其余的1500元又寄退给了报社。他的理由是按现行稿费标准，他的文章不值那么多钱。
故人驾鹤西去，文泽永留人间。祈愿马烽老师一路走好！ |
稿源：大地
作者：艾 斐
编辑：中国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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