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

一

对洛夫诗歌的研究现在已是一门显学了，这与他所提供文本的多样性，深度、技艺的娴熟与出奇是有关的，当年写出《石室之死亡》之后，洛夫因诗中表现手法的魔幻、语言的符号化隐秘，而获得“诗魔”之名，几十年来，追问此诗的研究者写出了大量的文字。随着年龄的增长，洛夫的对祖国故乡的思念日深，“乡愁诗”又让他名声再震，特别是其中的名篇《边界望乡》、《长沙大雪》等已成经典，离开台湾，洛夫开始了带有自我放逐性质的二度流放，寓居于加拿大温哥华，在人们怀疑年届古稀的洛夫还能不能保持诗歌创作水准的疑问中，他又写出了惊世之作的《漂木》来，此诗长达三千行，远在异国他乡，重新审视海峡两岸的人情世态，以灰谐冷峻的笔调，结合一辈子的人天追问之得，高超之诗歌艺术，描画出一副现代浮世绘，又兼现内心思虑、心得，是一部所思与所在相得益彰的全方位图景大剧。

研究洛夫的文章现在已数不胜数了，但专门研究其诗歌当中的思想的还不太多，而实际上，洛夫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已经不能单单从诗歌的技法上去分析了。区别优秀诗人与伟大诗人最重要的还应该是诗人在诗歌文本当中体现出的思想和境界。

洛夫无疑是一位兼具思想家素质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一直有其主观、个性的引导，他不像大多数平庸诗人那样没有明确的前进和探索方向。许多诗人以小见小，企图以主观混沌之小见证客观明朗之大，把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几个简简单单的话剪成诗歌，企望所谓的“蝴蝶效应”，当然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堪称优秀的作品，但作为评价一个诗人水准的标杆来说，这是十分不够的，诗歌创造不是跳高比赛，跳高比赛可以凭跳得最高的那次作成绩，并且可以成为一辈子的骄傲，而诗人需要一批整齐的、高水准的作品来支撑，偶尔出一两首佳作固然让人欣赏，但同时应使其警觉，那么支撑一个站得住脚的诗人所需要的一批“产品”肯定不能靠撞大运撞出来的，他需要的是诗人清晰、明朗的审美水准、艺术追求、思想意识。

洛夫一直是个清醒着思考的诗人，他主张：“一个现代中国诗人必须站在纵的（传统）和横的（世界）座标点上，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近百年来中国人泅过血泪的时空，在历史中随无穷尽的撞击与磨难所激发的悲剧精神，以及由悲剧精神所衍生的批判精神，并进而去探索整个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意义。”这段摘自他《建立大中国诗观的沉思》的话，也是他诗歌探索时所遵循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无疑是极具思想深度和高度的。

有着明确探索方向的诗人与单靠激情创作的诗人有很大的区别，而我个人比较推崇前者，单靠激情写诗，问题经常有两个方面：一是激情喷发时会不会冲出诗歌艺术的基本边界，而变成一堆发泄的文字，我比较喜欢是激情在理智的规制下诗意地流动；二是激情的时间能不能长久，靠激情写诗的人，在充满激情的时候，诗思泉涌，而一旦失缺激情则会江郎才尽，不能再进行诗歌创作。而我所推崇的前者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增加各种功力：艺术把握的功力、思想境界提升的功力，时间越长水平越高，洛夫先生无疑属于前者，2000年的时候，巳年逾古稀的他写出了堪比庞德《比萨诗章》的三千行长诗《漂木》，“屠龙一出，谁与争锋？”此诗一出之即震惊汉语诗界，著名诗歌评论家叶橹教授说：“《漂木》也许会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现在人们对它的议论和评说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二

洛夫诗歌创作时期的划分，有许多评论家做过，任洪渊先生把洛夫的诗歌创作划分为“黑色时期”，代表作是《石室之死亡》，“血色时期”代表作为《魔歌》，“白色时期”从《时间之伤》到今天。而洛夫自己则把近六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分为五个时期：一是抒情时期，二是现代诗探索时期，三是反思传统，融合现代与古典时期，四是乡愁诗时期，五是天涯美学时期。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划分并不重要，也并没有完全截然分明的时间断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借助划分创作时期来明确其思想脉落，洛夫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衡阳，幼时即有文字作品发表，曾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六年后与张默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五七年出版个人第一本诗集《灵河》，后来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开始创作其惊世之作《石室之死亡》，七四年出版《魔歌》，八五至九五年进入乡愁诗创作的高峰期，后二度自我流放，远离祖国，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创造出以庞大的天涯美学作思想体系支撑的史诗《漂木》，通过这种简略的叙述，或许也可以印证洛夫对自己诗歌生涯的划分，当然任先生的划分自然也是有其理由的，只是抽头略尾而已，抒情时期的《灵河》应该说是诗人逐步在入思想自省的一种重要铺垫，当然也缺乏较为明确的哲学支撑，而晚年的天涯美学时期则是任先生作划分时作者还没有凸现得明朗清晰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一个有着主观自醒、有着一个较为庞大的思想体系作支持的诗人进行时期划分，进行作品评价实在是一件非危险的事情。

洛夫诗歌的思想支撑，从来源上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少年时期的创作应该还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启蒙以后的某种精神自觉，而在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并与青年激情以及远离故土又置身战火笼罩之下的这种复杂而奇妙的境地时，他的超现实主义名作《石室之死亡》就诞生了，这种复杂奇妙的“所在”直接触发了他诗歌形象思维的“所思”，“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这是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也深为当代诗歌创作者认同。

而对洛夫诗歌最大影响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乡愁诗应该说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乡愁作诗歌主题反复多次出现也是中国这个古老大国的一个文化特性，每每到了天下大势久合必分、士大夫为报效社稷背井离乡或被因宦官小人诬陷远离政治中心，而在精神上依然深深眷恋着一个共同的母体时，乡愁诗就会被一再激活。洛夫诗歌在宗教的层面既有基督教的影响，更多的却是中国佛教的影响，特别是受禅宗的影响，他在进入老年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思想的浑圆成熟，达到了很高的佛学境界，他创作了大量的禅诗，代表作用有一挥而就的《金龙禅寺》，他对金刚经里那句让六祖慧能闻之即得道彻悟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很有心得，即算是《漂木》中的“致诸神”这样明显带有西方宗教思想烙印的篇章中，他也反复运用“蝉”的意象，“我知道你在哪里/在蝉鸣/蝉鸣的寂静中”，把西方宗教打上深深的东方烙印，“神”在哪里，这个存在于西方宗教天堂概念的神在洛夫的诗中，也被安置在东方哲学暗示的住所：

“神啊，我知道你在哪里

在并不存在

却又无所不在

遥不可及而又

随手可及的

万物的

深不可测的幽微处”

西方的诸神在他的诗中也被“禅化”了。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看，洛夫是有自己独到的思想体系的，他在把“有限经验化为无限经验”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把骨子里的经验哲学、佛教思想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基督教义融合在一起，并且结合他的极具创造性的形象思维，产生了独特的东西，这应该是支撑和保证他诗歌高水准的一个重要基础。

他曾说：“今天做一个诗人比以往更困难，更具有挑战性，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但要介入人生，又以关怀社会来扩大我们的题材范围，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社会关怀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从这段话可以看得出来，通过对诗歌、诗歌艺术、诗歌内在结构的不断思考以后，诗人在思想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且是“主观”、“清醒”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