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为我“开小灶”

    教我读小学的第一个老师叫何翊吾。那时他十七八岁，身高一米八多，一表人才。

    我们十多个学生分几个年级，都由何老师一个人教，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教得很认真，对每个学生都很关心。

    一次，何老师在黑板上教我们画公鸡，他在黑板上画的公鸡是在啄米。我举手对他说：“何老师，你画的公鸡没有精神，要是画公鸡昂起头叫那就好看了，不信你就到我家里看公鸡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放学后，何老师真的跟着我到我家里去看公鸡。我们两人一到我家门前的坪上时，恰好公鸡就昂起头在叫，何老师看了好高兴，说我提的意见很对。他还说，学习就是要善于动脑筋，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思考，就可以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

    从此以后，何老师对我的学习特别关心，经常到我家里辅导我。当他看到我家里经济困难，买不起煤油，由松柴蔸照明，写作业不方便时，他便叫我晚上到他住的房子里去写作业，有时还给我讲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鼓励我好好学习。

四十年后的一个红包

    1947年春，何老师正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时，乡里来人把他抓走了。

    何老师被抓去当兵的几十年，一直没有一点音讯，有的说打仗时死了，有的说逃到台湾去了。而我在晚上经常梦到何老师，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也不敢四处打听何老师的下落。

    1987年的一天，我外出办事回来时，一位同事告诉我：“一位从台湾来的何先生住在解放路一家旅馆，他一定要见见你。他今晚就要搭火车去广州，你一定要赶快去。”

    我和老伴一起，立即赶到解放路那家旅社，找到了分别四十多年的老师，两人紧紧拥抱一起，热泪盈眶。何老师对我说：“你所取得的成绩，亲朋戚友都给我说了，我还看了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都很高兴，当年从你对画公鸡的想法，我就想到你会有出息。”说完，他拿出从衣袋口里早已准备好的一个红包交给我，我再三推辞他不肯。他说：“红包里钱不多，现在你也不缺钱，我是见我当年教的学生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感到无比高兴，表示一点意思。”分别时，何老师又紧紧握住我的手，严肃地对我说：“你现在是一个政府官员了，一定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多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

深居台湾仍不忘老学生

    何老师回到台湾后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这次回家最高兴的事是与我见了一面。他在信中说：他本想多回几次家，但年老体弱，就力不从心了。

    时间过得真快，与何老师又分别20年了，我也成了“七老八十”的人，想念何老师就时时挂在心上。今年春，郴州湘昆剧团赴台湾演出，何老师不顾年迈，看了湘昆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后甚为高兴，特和台湾郴州同乡会的同胞一起，设宴招待郴州客人。在宴会上，何老师向郴州客人打听我的情况。当何老师听郴州客人说我退休后仍然积极主动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多次受到表扬时，何老师高兴地说：“张聪蓉是我最满意的学生，请你们回到郴州后一定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向他全家问好。”何老师对我的关心，让我深受感动，再一次体会到了老师关心学生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