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宁东兴出境，跨过友谊桥便到了越南。原来越南与我们中国只隔着一条并不太宽的小河。浑浊的河水，黄中带黑源源不断地往下流，好像永远没有机会归还她清悠悠的本来面目。河中有摇双桨的小木船，也有小型的机动船都满载着货物，在水里灵活得如鱼一样，把浑浊的河水搅得更加混浊。

友谊桥只有几米宽，顶多50米长，模样显得有点老化。据说友谊桥建于1960年，是中越两国合建的。我们在桥的这边，扶着刻有中国两字的界碑，留下了出国前的第一张照片。

过了友谊桥，又继续步行一华里左右，导游便叫我们到一个写着中文字的豪雅商场等签证。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得心都烦躁了，才听南宁文学院的扈院长说越南的导游和车子来接我们了。于是，大家的心便安定下来。

乘上越南的旅游车，一路上所见到的越南人，大体与边境上的广西人差不多。所以我丝毫没有产生领略异国他乡的感觉，两眼总是盯着窗外，欣赏车外快速离去的风景。

来接我们的越南导游叫阿兰，中等身材，相貌平平。她自我介绍说才24岁，本科毕业，学过4年汉语。可无论怎样看，她也不像一个24岁的女人，她的模样至少也有35岁了。但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车上谈笑风生，有问必答，这反而使我们怀疑起的真实身份来。

越南确实是个小国，全国人口8200万，59个省，54个民族。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是京族。虽然国小人少，但越南是一个不畏强暴的国家。历史上，法国占领了他们90年，美国侵占了他们30年。在一百多年的岁月里，这个国家为了民族存亡，为了自由，为了独立，不断地与侵略者作斗争，不断地流血，不断地牺牲，最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彻底胜利。

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邻国，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二战时期，两国同样遭受过日寇的蹂躏。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战火洗礼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抗美援越，不少中国军人为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正义战争，牺牲在“同志加兄弟”的国土上。

我的表哥胡才明，1968年来到了越南，他是汽车连的一个排长，主要任务是运送军输物资。可白天根本不能出车，头顶上有美国的飞机轰炸，只能等天黑后，他们才开着军车到前线去。为防止暴露目标，天再黑，也不能打开车灯照明。一次，我表哥到团部开会去了，他们排的战友去执行任务，结果被美军的飞机发现，跟着车队扔炸弹，全排战士无一生还。我表哥后来回到了祖国，退伍后，被安排在东江木材厂工作。每次说起美国侵略者，牙关总是咬得格格响。

在去河内的途中，我从车窗外看到路边有一群穿着红衣、红裤、红鞋，头戴红帽子的人。红衣红裤红鞋，全是大红色的。红衣红裤的前后，还缝着白色的条型图案。红帽子格外引人注目，也缝着白色的图案。戴在头上，好高好高的，就像我国“文革”时期给“牛鬼蛇神”戴的高帽子。不同的是我国的高帽子是白纸做的，而越南的红帽子是布做的。我对这种穿着感到十分奇怪。骄阳似火，人们都身穿薄薄的短衣短裤，而这群人却全是红色的长衣长裤，还戴着红帽子和像长靴样的红鞋子。望一眼，我立马便热得浑身冒汗。我问阿兰，这些人是不是马戏团的演员？阿兰说不是。但马上告诉大家，说这是越南的红瑶族，此时正在路边放牛。

阿兰的话刚落音，来自祖国各地的作家就七嘴八舌问话了。有的问难道他们不怕热么？有的问他们的红衣里还穿不穿衣服？有的问他们出了汗洗不洗澡？有的问越南的红瑶族与中国的平地瑶和过山瑶有什么区别？阿兰虽然学了4年汉语，但对中国瑶族和越南红衣瑶族的区别了解不够，自然回答不出作家们所希望获得的素材。阿兰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十分抱歉的表情。

河内虽是越南的首都，虽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虽然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但给人的印象却还处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岁月里。整个河内还没有闭路电视，宾馆和所有的居民房顶上，都架满了接收电视信号的天线；另外河内没有自来水管道，每栋房子顶上都安装一个或几个印着蓝字的白色大铁桶，大铁桶比我国的汽油桶要大几倍，长几倍。铁桶里装满了水，水用完了，就请送水工人把空桶吊下来，再吊一桶水上去。通过了解我才知道，越南曾经战火不断，一是战争不充许建这些设施，二是国家的经济都用于战争去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这些项目。还有越南的高速公路，顶多和我们的高等级公路相差无几。这就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结果。

眼望着比我国起码落后20年的越南，我在心里深深地为他们祝福，但愿这片“同志加兄弟”的国土日益富强起来，但愿在这片土地上不再发生战争，但愿全世界永远和平安宁。

品读河内

河内的大街小巷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在晃动，委实繁华。但河内的街道却十分狭窄，满街的摩托车，来的来去的去，速度快得惊人。

在河内老街的主要街道上，夜晚7点至11点，摩托车的流量总是络绎不绝。我被街道上拥挤着的摩托车吸引住了。停住脚步，认真观看起来。一般每辆摩托车基本上坐的是一家三口，或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我真佩服他们的驾驶技术，在车头接车尾，左右人挨人的行驰中，几乎没有发生一起车祸。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车手都不见戴头盔，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居然连反光镜都拆掉了。也许是挨得太紧，便担心反光镜会挂住旁人的衣物，就索性把向左右伸出的反光镜拆了。也许是他们的交警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的原故，也许在河内这样骑摩托根本就不算违反交通规则，所以根本无人过问这种事。

据导游说，河内的摩托车是全世界最多的，而河内的摩托司机的车技也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在越南找工作，单位领导首先会问你有没有摩托车？如果你说没有，那么一个好的职位也许就与你擦肩而过了。因为河内这座城市，原来是法国人侵占时设计的，所有的房屋都是法国风味。当时的越南全国只有两千万人，故街道设计很窄，如今只能过一辆汽车。所以河内的老街不准货车和其他任何车辆通过，只许摩托通行。假如你没有摩托车，上班就会迟到，就会影响工作。

我们从繁华的商业街步行出来，导游安排去参观风味更浓的法国建筑。奔波了一天，我们深深地感到十分疲劳了，希望早点回宾馆休息。导游从我们的脸上得出了结论，便笑着说“大家放心，现在不用走路了，每人坐一辆三轮车，在车上欣赏越南的夜景，欣赏河内老街最老的法国建筑群。”

于是，在导游的指挥下，我们每人坐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二十多辆三轮车，排成一路长队，街道上不少摩托都停下来为我们让路。突然我发现，在河内的法式建筑的老街上，我们的三轮车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法国建筑的街道上游览了近一个小时，不知不觉我们便产生了身处欧洲的错觉。三轮车把我们拉到还剑湖的大榕树下，广场上耸立着越南的民族英雄李太祖的巨大雕像。这时，我的感觉才又回归到了越南。

按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胡志明主席纪念馆，瞻仰胡志明主席的遗容。如同在北京瞻仰毛泽东主席的遗容一样，所有的人都一律不准携带枪枝、手机和照相机，一律事先请专人保管好。我们排着队，缓缓地向前移动，庄严地来到了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前。只见他老人家安祥地睡在水晶棺材里，宛如睡着了一般。棺材的两侧，站立着四个威武的军人，表情格外严肃，模样好像石雕，只有两眼放着光芒。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主席府和胡志明博物馆。

过去，我们在国内只知道胡志明主席为了革命和越南的民族独立，终身没有娶妻，而进了胡志明博物馆，我们又知道了他的哥哥和姐姐也是为了国家的解放事业，终身未婚。

在胡志明主席府里，陈列着周恩来总理赠送给胡志明的“红灯”牌收音机，还陈列着苏联送他的怀表。在物品的旁边，用中文写着“苏联大哥”，“中国二哥”。我轻声地品读这些文字，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离开河内之前，大清早导游便带着我们来到了越南的使馆区，特意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在越南的大使馆。在异国他乡，我一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牌子，心情顿时激动得难以自己，热血立马沸腾起来。

五星红旗在大使馆的楼顶迎风飘扬，好像在亲切地向我们招手。此刻我像有千言万语要向她诉说样的，望着她我久久不愿移开目光，甚至欲伸出双手紧紧地拥抱她。

在使馆的正门上，雕刻着一个巨大的龙头。龙头的两侧，一边又雕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龙。龙爪十分有力，龙珠目光逼人。令人一见，陡然力量倍增，勇气十足。我情不自禁地昂首挺胸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是因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么？在我的心底蓦地跳出两个字来——国威！

我面对国旗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