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凛冽的一个冬日，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又一次拜谒了邝埜墓。

    邝埜墓在环城西路的箭岗岭处，由法院往八中方向行300米左右，再往西边的一条小径上数十米，就到了。尽管路很近，但不知怎的，我每一次拜谒，脚都象灌了铅似的。平素我是喜欢看风景、而不怎么喜欢看古迹的。因为看风景，能使人心旷神怡；而看古迹，总令人心情沉重。不可救药的是，但凡我心旷神怡了一阵后，总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沉重。

    眼前就是邝埜墓了。被草荒了的菜土边上，那被石龟艰难地驮着的比人高几头的残缺墓碑，依稀在述说着历史的变迁。碑两旁是一对石马，它们的嘴似张似合，不知道是要嘶鸣还是在叫唤着饥饿。碑进去数米的菜地，见一对石虎成怒吼状立于两边，仿佛再现着墓主人的威严。石虎进去一块菜地，又见一对跪着的石羊，好象在诠释着墓主人的忠正。石羊再进去几米，就是一对有显著的明朝官吏特征的石翁仲了，这又分明在告示着墓主人生前的显赫身份。

再往里面走，当然就是邝埜墓的墓体了。

    墓体比一般的墓大三四倍，据明史和县志说，那只是个衣冠冢而已。“土木堡”之变，明英宗皇帝被俘，邝埜因护御驾，而战死于离家乡数千里之遥的河北省怀来县的土木堡。因战死于阵前，其尸骸无法收敛，直至平定后，明帝才派官员护送其子邝仪扶柩（其实柩里只有毛发和衣冠而已）回乡厚葬。

    可以从仅存的些许文物看出当时朝廷对邝埜葬礼和祭祀的重视程度。皇帝亲自派员千里迢迢参加葬礼，对逝者来说就是最高的礼遇了。兵部尚书王直撰写墓碑（现存的墓碑是清同治二年宜章知县麻维绪所树），也说明朝廷的重视。更为说明问题的是，在南宫被景泰帝囚禁7年的英宗一复位，就专程派人来宜章祭奠邝埜英灵。明宪宗即位后，也遣官来宜谕祭，并有评价其一生的谕祭书文。

    邝埜是邑人最值得津津乐道的当地名臣，生前最大的官职是明英宗的兵部尚书。朝廷记着他，是因为他的正直，忠诚，勤勉；邑人记着他，是因为他是当地寥寥可数的古代名臣；而历史记着他，则是因为一次最不可思议的、最令皇家蒙羞的战役——土木堡之变。

    明正统14年（公元1449年）7月，瓦剌部落进兵明境，仅23岁的英宗皇帝在做过自己老师、时任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邝埜等百官的极谏，于7月16日仓促率兵50万人离京亲征。到达山西大同后，心存惧怕的王振，见瓦刺军退往塞外，竟决定长途跋涉一仗未打的明军班师回朝。瓦刺军见势又尾追上来，侍机进攻。明军退至土木堡时，兵部尚书邝埜判定瓦剌军必会随即追至，曾两次奏请英宗车驾迅速进入居庸关，发精兵为后殿。王振因自己一千多辎重未到，就阻止不报，还下令扎营。邝埜深知情况危急，亲自到行殿力谏，又遭王振怒骂：“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者斩！”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邝埜凛然对答：“我为社稷生灵言，何惧？”王振这时命侍卫将邝埜拖出，邝埜无奈，只得对天长叹。于是，大军布营在土木堡。随即，瓦剌部追上来包围了军营。因无险可守、无水供饮，瓦剌大将也先使了个诈和的诡计，用2万骑兵就将明50万大军打得全军覆没，连邝埜在内的66名大臣战死，皇帝也被人家掳了去。这就是令人蒙羞的“土木堡之变。”

    这个叫土木堡的小镇就这样被载入史册了。虽然我来不及找机会去土木堡凭吊，但眼下有点荒芜的邝埜墓，也足让我徘徊沉吟，吊古伤怀。肆意抒发了一通情感后，我思索：这次战争的失败原因究竟是什么？它是偶然还是必然？谁应该对这场悲剧负责？难道仅仅轻描淡写的用那句“太监专权”的话,就可以回答一切吗？

寒风，依然在呜呜地刮着，我想，不会是邝尚书的英灵在哭泣吧？